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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少有人問津的手機App,到充斥年輕人休閑時光的熱門話題;從單純的興趣愛好,到有專業人士運作的營利手段;從逼仄狹小的直播間,到人頭攢動的商業發布會……網絡直播,在2016年賺足了大眾的眼球。
在網絡生態圈中,網絡直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圈,但與此同時,種種亂象逐漸暴露:網絡直播“假慈善”,給村民發錢、之后又收回;吸毒、脫衣等無下限直播頻頻挑戰法律和道德紅線。
繼文化部、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之后,直播行業將迎來新的監管主體,即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。11月4日,國家網信辦發布《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》,對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直播資質、直播平臺的內容管理、網絡直播信用體系等提出了具體要求。規定將于12月1日起施行。這對于網絡直播行業未來發展意味著什么?近日,《法制日報》記者就此進行了調查采訪。
“北漂”女主播的“維粉”日常
“女主播全程無話直播寫作業,超十萬人在線觀看”“‘00后’小鮮肉直播吃飯日入數萬”……
在很多人還沒有反應過來直播是什么的時候,這些關于直播的傳聞已經開始挑動大眾的神經。對于大多數人來說,這依舊是一個隱秘難解的世界:有運作資本的大鱷,有追名逐利的直播平臺和經紀公司,也有“自嗨”的網民。
夜幕降臨,當北京的上班族從寫字樓蜂擁而出,盡情享受忙碌一天之后的閑暇時光時,單翼(網名)這天的工作才正式開始。
北京某小區16層的一室一廳住宅,單翼就租住在這里。這里不僅是她在北京的“家”,也是她直播的工作室。客廳的一角,布置得十分別致,精致的桌子和布景與房間整體陳舊的裝修形成鮮明碰撞。
“最初做主播只是覺得好玩,和粉絲互動很輕松,而且看到許多主播紅了之后進入娛樂圈,拍電影、電視,我也有點兒期待。”單翼是典型的東北女孩,五官精致、身材高挑,性格開朗、待人熱情,深受粉絲的喜愛。
“直播之外,我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去維護粉絲。”雖然單翼的收入比普通白領高很多,但她還是抱怨工作太累,“其實我們工作時間很長,我昨天晚上直播游戲到12點多,關掉視頻洗漱后,到1點多才睡。今天上午我還有個戶外直播,中午簡單吃了點,下午趕回家繼續直播,路上還上線和粉絲互動。”
而這些,只是單翼為了維護粉絲所要付出的。晚上的游戲直播,才是她真正工作的開始。“這么維護粉絲,是因為主播的收入主要靠粉絲贈送虛擬禮物的抽成。”單翼說。
單翼介紹,主播類型不同,播出的內容就不同,每月直播的時間不同,收入也會有很大差異。主播每月收到的虛擬禮物越多,證明其魅力越大、受追捧的程度越高,相應的收入也就越高。單翼的同行朋友中,月收入最高的超過兩萬元,低的只有兩三千元。
作為直播行業中的一員,單翼很滿足。她說,網絡直播的出現給她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,還可以讓興趣愛好成為謀生手段。
直播平臺網易CC發布的數據顯示,女主播成為網絡主播第一大群體,占比高達80%,男主播僅占到20%,這也導致許多男性網民聚集在直播平臺。
在單翼看來,有些女主播的行為她不贊同,這些主播衣著暴露,靠唱歌、跳舞或賣萌等方式吸引粉絲贈送虛擬禮物獲取收入。“很多人認為主播不是正當職業,應該就是因為這些‘老鼠屎’坑了所有主播。”單翼說。
部分主播挑戰法律道德底線
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中心研究員朱巍教授介紹,在我國網絡直播實踐中,廣泛存在為追求商業利益,網絡主播忽視法律和道德底線,以“性暗示”“爆粗口”“搏出位”“靠炒作”“獵奇”為代表的低俗化和無底線趨勢,網絡直播已經出現蛻變為違法違規表演的顯著傾向。大量所謂的“網紅”靠網民關注度,無視法律法規,發布虛假廣告。甚至以做電商、做公益、組建社團、交友等為幌子,從事傳銷、網絡詐騙、賣淫嫖娼、網絡賭博和其他侵害網民權益的違法活動。
“眾所周知的四川涼山公益作假事件,就是利用直播牟取不法利益的代表事件。”朱巍解釋說,利用“支持我、支持主播,就是支持了慈善”的噱頭,行“假慈善”的行為,這不僅違反了上半年剛剛出臺的慈善法,甚至可能涉嫌刑法規定的詐騙罪。
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律師、中國互聯網協會信用評價中心法律顧問趙占領直言,網絡直播必須依靠直播平臺運行,而主播行為頻頻違法違規,是因為網絡直播行業尚未建立良性的市場秩序。主播為了追求利益不擇手段,是因為直播平臺的管理措施仍不完善,技術手段也存在漏洞,而人工監管的方式又面臨較高成本。
朱巍說,網絡平臺有各種不同的盈利方式,如廣告、服務功能收費、信息內容收費等。但是,目前網絡直播平臺的盈利渠道主要依靠主播粉絲的虛擬禮物,擁有眾多粉絲的主播便成為了直播平臺的“搖錢樹”。在平臺之間的相互競爭中,直播平臺為了留住這些“網紅”,便對其違法違規的行為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”。一旦苛刻的規則“得罪”了“網紅”,這些主播不僅會“跳槽”到其他平臺,同時會帶走大批粉絲,這無疑對直播平臺是一大筆損失。
新規出臺將避免“劣幣驅逐良幣”
“對于含淫穢、色情等違法違規直播,目前我國已經有多部法律規定了具體明確的判斷標準。”趙占領說,比如宣揚色情淫穢形象;具體描寫強奸及其他犯罪手段、過程或細節等,標準比較細化和完備,但畢竟還存在模糊空間,特別是色情與低俗之間的界限有時不十分清晰,部分網絡主播就試圖“打擦邊球”,給規范網絡直播行業帶來一定困擾。
“新規的出臺,提供了相應的解決方案。”趙占領說,例如實行主播實名制、黑名單制等。
“互聯網直播新規從主體責任到真實身份認證,最后到建立信用體系,可以說是一個開創性的規范,特別針對現今互聯網直播涉黃、涉賭、涉黑的一些亂象作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。”朱巍告訴記者,新規當中實名登記、即時阻斷、新聞信息先審后發、黑名單等措施劍指直播行業亂象。
“新規有效解決了‘網紅’綁架網絡平臺的問題。”朱巍解釋道,新規首次將互聯網信用納入到網絡直播治理模式中來,在一個平臺失信的主播,不僅無法“跳槽”到其他直播平臺,甚至影響其線下的生活,例如銀行貸款等。
朱巍指出,新規鼓勵建立網絡直播全行業信用評價體系和服務標準。只有全行業適用同樣的標準,才能避免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后果,才不會讓合法經營者和誠信經營者“吃虧”。這也是提高網絡直播行業門檻,達到保護“好人經濟”的重要舉措。
趙占領提醒網絡直播平臺,不要忽視個別主播的違規行為,因為這不僅可能使主播自身承擔法律責任,還可能導致直播平臺面臨罰款、吊銷牌照等行政處罰。他建議,直播平臺在新規的指導下,不僅要針對主播制定一系列行為規范,更要通過技術、人工等方式實時監督主播行為,以期促進直播行業良性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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